尾声 承德的碑

乾隆三十六年（1771年）九月，承德，普陀宗乘之庙。

这座仿拉萨布达拉宫而建的庙宇，落成于乾隆六十寿辰之际。庙前，立着两块巨大的石碑——那是乾隆御笔亲撰的《土尔扈特全部归顺记》和《优恤土尔扈特部众记》。

碑文，用满、汉、蒙古、藏四种文字，镌刻而成。乾隆在碑文里，记下了这件事的始末：

“土尔扈特者，故准噶尔四卫拉特之一也……其汗渥巴锡，以部众十七万，跋涉万里，归我中国……”

碑前，渥巴锡跪着，听礼官诵读碑文。他听不懂满文，可他听得懂”十七万”三个字。

“十七万……”他在心里，默默念着这个数字。

承德的秋天，天高云淡。渥巴锡抬起头，望着那两块石碑，忽然，想起了很多事。

想起父亲临行前的话：“太阳升起的地方，是咱们的家。”

想起老额吉说：“阿尔泰的风，是甜的。”

想起巴雅尔说：“赛娜的坟，在沙漠里。”

想起那一条路——从伏尔加河，到伊犁；从十七万，到七万。

“皇上。“他忽然开口，“臣想求皇上一件事。”

“讲。”

“臣想请皇上，在碑上，再加几个字。”

“加什么？”

渥巴锡想了想，说：

“加一句——‘归顺者，非畏威，实怀德也’。”

“哦？“乾隆看着他，“你的意思是——你们回来，不是怕了沙皇，是感念大清的恩德？”

“是。“渥巴锡说，“也是……回家。”

“咱们土尔扈特人，在伏尔加河住了140年。140年，够一个民族，忘了自己是谁。可咱们没忘——因为沙皇的鞭子，每抽一下，咱们就记起一次：这不是咱们的家。”

“回家，是不需要理由的。皇上，您说，是么？”

乾隆看着他，看了很久，忽然，抚掌大笑：

“好！好一个’回家不需要理由’！渥巴锡，你这几句话，比朕的碑文，写得好！”

“朕准了！传旨：碑文，加’非畏威，实怀德也’六个字！”

渥巴锡重重叩首。

“臣，谢皇上。”

那一年的冬天，渥巴锡，回到了伊犁。

他的部众，在伊犁河谷，扎下了帐篷。牛羊，是清廷拨的；种籽，是清廷发的；水草，是伊犁河谷的——那里的水，是甜的。

巴雅尔，在伊犁河边上，扎了一个帐篷。帐篷边，立着一根木棍——木棍上，系着一条洗得发白的头巾。

那是赛娜的头巾。

“赛娜。“巴雅尔坐在帐篷前，望着伊犁河，“到家了。”

“伊犁的水草，真的比伏尔加河好。我亲眼看见了。”

“我扎了帐篷，放了一群羊。羊，已经生了小羊羔了。”

“你说，等咱们的孩子，在这片草原上跑的时候——他们，会记得你么？”

“会的。“他对自己说，“他们会记得，他们的娘，是为了让他们在这片草原上跑，才死在了路上。”

风，从伊犁河上吹过来，带着水草的气息。

那条头巾，在风里，轻轻飘着。

乾隆三十九年（1775年），渥巴锡病逝于伊犁，年仅三十三岁（一说三十四岁）。

他死时，伊犁河谷的草，正绿。

他的部众，在他的坟前，立了一块碑。碑上，没有多余的字，只有一句：

“太阳升起的地方——汗，回家了。”

又过了许多年，巴雅尔老了。

他头发白了，背也驼了，可每天清晨，他还是会骑上那匹老马，沿着伊犁河，慢慢地走一圈。走到那个帐篷边——那个系着白头巾的木棍旁——他会停下来，坐一会儿。

“赛娜。“他坐在河边，望着流水，“孩子们，都长大了。”

“大儿子，接了我的班，当了骑手；二女儿，嫁到了邻部，生了三个娃娃；小儿子，学会写字了，在衙门里，当了个文书。”

“我给他们，讲了咱们的事。讲伏尔加河，讲哈萨克草原，讲沙漠——讲你。”

“他们说，娘真了不起。娘用命，把咱们，送到了伊犁。”

风，从河上吹过来。那条白头巾，在风里，轻轻地飘。

“赛娜，你说——咱们的孩子，会记得咱们是从哪儿来的么？”

“会的。“他替她回答，“他们记得。就像咱们，记得阿尔泰。”

“咱们土尔扈特人，走到哪儿，都不会忘——自己是从哪儿来的。”

“因为，那是用十万条命，换来的记得。”

他站起来，朝那条头巾，郑重地，行了一个蒙古人的礼，然后，转身，蹒跚着，走向帐篷。

身后，伊犁河的水，哗哗地流。太阳，从东边，升起来了。 很多很多年后，伊犁的草原上，还有人在唱一支歌。歌里唱：

“伏尔加河的水，是咸的；伊犁河的水，是甜的。我们走了万里路，把家，搬回了太阳升起的地方。十七万人出发，七万人到达——那一半没能到家的人啊，他们的魂，跟着我们，一起回来了。”

唱这歌的人，一代换一代。唱歌的人换了，歌没换。

歌里唱的，不只是十七万人和七万人——唱的是，一个人，可以走得再远，只要他还记得自己是谁，就总有回家的路。

风，还在吹。草，年年绿。 风，还在吹。草，年年绿。

太阳，还是从东边，升起来。

（完）